百科知识点-他思故他在·王小波的思想世界

来源:学大教育    日期:2017-02-21 20:12:05

中国文学博大精深,这其中就有很多知识需要大家去了解,为此下面学大教育网为大家带来百科知识点-他思故他在·王小波的思想世界,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这些知识,从而更加了解我国的文化。

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图景:有些人生前声名显赫,死后很快被人忘却;另一些人一生寂寞,身后却被发现具有特别的价值。王小波应该属于后一类人。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,曾经得过海外多种文学、电影奖项,但基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,国内的文学圈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——不是出自敌意,仅仅是因为无法理解他。

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,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: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,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。从年龄来说,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,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,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;从思想脉路来说,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,但又不似胡适、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。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,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,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。王小波,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。

王小波的一生是实验性的。他只活了四十五岁,但他将这短暂的一生都用来了探索——文体的与思想的。关于文体的探索,因为非我本行,只能留待文学专家去研究;令我更感兴趣的,倒是王小波的思想探索,他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白。

王小波的遗孀、社会学家李银河说过这样一段话:[1]

有人说,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,只出理论家,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,不出思想家,而在我看来,小波是一个例外,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。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。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,他特别爱引证罗素,这就是他所谓气味相投吧。他特别崇尚宽容、理性和人的良知,反对一切霸道的、不讲理的、教条主义的东西。

一个罗素的信徒、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、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——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,留给後人的,就是这样的形像。

“与说话相比,思想更加辽阔饱满”

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,是他的理性,那种清晰的、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。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,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,也属于凤毛麟角。

王小波曾经狂热过。他这一代人,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却理性的日子。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,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,只身跑到云南边疆,战天斗地,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。然而,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,王小波开始沉默。“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。在我真正能说,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。”[2]

他成为了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中的一员。语言的沉默是对流行话语的抗拒,但内心的思考就此启程。在那个狂热的时代,人们说得太多太多,而想得太少太少。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,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。

当时,在那些乡村思想家俱乐部里,许多陷于迷惘的红卫兵也在思考。然而,王小波依然是独特的。有些人思考,是因为落入了“失语”的困境,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。为了重新获得“说”的资格、话语的权力,不得不后退一步,磨砺思想的利器。以后,当历史又重新提供了话语舞台的时候,就迫不及待地出山说话了。这些人,是永远不甘沉默的,“说”的冲动大于“想”的兴趣,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。而王小波呢,对“说”似乎没有什么兴趣,对权力话语更是兴味索然,有意思的是“想”,是“思维的乐趣”。“与说话相比,思想更加辽阔饱满。……没有思想,在我看来,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”。[3]

追求思想,而非权力话语,是知识分子更本质的属性。知识分子要有思想,首先须有知识。但在中国知识界,尤其是那些风头最劲的顶尖精英,常常是思想有余,知识不足。虽然,他们在公众眼里有思想的魅力,但那些魅力大多来自道德的激情、修辞的华丽和可怜的一点小聪明,背后的知识底蕴却薄得象一张遮羞的窗纸。相形之下,王小波尽管很少以知识分子自称,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更知识分子。他喜欢知识,不是由于知识有用,会提高科技生产力,或带来权力话语,而仅仅是因为知识是好的。大学期间,给他印象最深刻的,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话:“我现在所教的数学,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,但我还要教,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,应该让你们知道”。[4]

王小波所追求的,正是那些好的、却并非有用的知识。否则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学商业经济科班出身的,以后会弃商从文,成为一无凭籍的自由撰稿人?自由撰稿人,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,甚至连某些紧抱铁饭碗不放的人也以“大陆自由撰稿人”自居(因为“自由撰稿人”=“自由思想家”?),但王小波辞掉铁饭碗,仅仅是为了探求好的知识,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写作。

王小波明白,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,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籍。古代的教士和儒士拥有《圣经》或《论语》,因而也拥有话语的权力。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手握圣书,却拥有知识,知识本身可以取信于人,尽管它不一定能带来权力。[5]这些年,我们谈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,谈论了“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”。王小波没有参与谈论,但他的处世立身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格范型。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?就在其独有的求知领地;他的所有自由与独立,首先依据于知识的至上性与自洽性。知识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求知本身,至于为人生、为民族也好,虽然未尝不可,但与求知比较,都低了一个层次。

在回答“我为什么要写作”这一问题时,王小波幽默地以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作为答案:“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——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、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,他回答道:‘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’。”[6]同样,另一座山峰也吸引着王小波,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。对于一个智者来说,没有什么比求知更为快乐的事了。热衷于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识分子,常常乐在其中,乐此不疲。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心满意足地说:“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。”另一个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得更绝:“我就要死了,带上两道难题去见上帝。”王小波提到这两件事,就特别感慨: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嫌不够,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![7]爱知者,必乐知也。王小波生前一说到探求智慧,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快乐。知识是好的,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。

知识还是表面的东西,知识的背后有一种精神,那就是人类的理性。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沉默,也等于守护自己的理性。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,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就象空气一样要紧。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,因为他只会以理服人,不讲理,毋宁死。[8]王小波是从一个大唱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!就是好!”的盲从年代里走过来的,他对信仰总是持着某种怀疑,因为那种“就是好”的信仰逻辑根绝了任何讲道理、讲理性的可能性。一度他曾经变得极端地排斥信仰。到了美国之后,是他的老师说服了他,令他承认:“不管是信神,还是自珍自重,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仰才成。”[9]但他依然警惕着信仰的滥用。无论在中国,还是西方,以崇高的名义迫害异己的龌龊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信仰是一条随时有可能咆哮泛滥的河流,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范它。信仰是为了达到善,但善的里面不能有假的成份,否则就是比不信还要坏的伪善。[10]

当年法国大革命期间,上了雅各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:自由,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!在中国,未尝不可以这样说:至善,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!真与假,事实与谬误,是无法通过信仰解决的,那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。为了防止以善作恶,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紧的。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、反对至善,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认真的思索,真诚的明辨是非,这就是善,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。[11]

“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”

说到理性,有两条路径,一条是欧陆唯理主义的,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。现在说起来,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常识,但时光倒退十年,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。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,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、理性启蒙,却懵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,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。理性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间上帝,变成科学时代的理性神话、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。那个时候,黑格尔的阴魂不散,绝对真理的神话尤在,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仍然绵延不绝。

王小波相信理性,但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,即英美的经验理性。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面,没有抽象的理念,没有目标的预设,也没有终极的价值,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。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,是因为“他胆敢把信义、信仰全抛开,赤裸裸地谈到利害”,而“赤裸裸地谈利害,就接近于理智”。基于同样的理由,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,墨子思路缜密,具有实证精神,而且也赤裸裸地谈“交相利”。[12]

一说到功利主义,中国人总要吓一跳,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。但是,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,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,前者重的是结果,后者为的是享受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,其抽象能力比较弱;但生活的智慧、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。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,决不会象法国人那样,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。[13]这种功利的、经验的理性主义,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。

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,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。在他看来,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,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,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。比如,大跃进期间放卫星,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,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,但王小波的姥姥,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,却死也不信。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,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。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,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。[14]

人的经验是有限的,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,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“宏大叙事”而已。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,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,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。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,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,为了争夺话语霸权,都要显得一付全知全能、真理在握的模样,好像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,可以包治百病。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,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。[15]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,也是具体的、多元的,很经验、很个人的。真理是无法灌输的,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。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,都建立在这种多元、个人的立场上。没有这样一种立场,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。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,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,无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——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、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。对此,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,他尖锐地指出:“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。”[16]

在这里,一个最关键的词是“个人”。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。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“积极自由”,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。但这还不够。“积极自由”如果过于扩张,没有边界,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。红卫兵的造反行动、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,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。英国式的自由主义,恰好能够弥补“积极自由”的这一缺陷,它看重的是“消极自由”,是每个人的思想、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。[17]“消极自由”尽管目标卑微,不及“积极自由”那般崇高、奋发进取,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、最可靠的保障。

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,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:“你有种美好的信念,我很尊重,但要硬塞给我,我就不那么乐意。”[18]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,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、明辨是非的能力,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人,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,包括选择信仰、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。早几十年,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—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可惜的是,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,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“积极自由”狂热骚动拦腰斩断,如今,王小波以只手之力,续接断脉,其境其情,怎么不能令人感叹!

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,王小波是孤独的,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。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,叫做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。他说,“我已经四十岁了,除了这只猪,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,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,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”[19]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,他们的使命感太强,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。他们不仅想当牧师,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。[20]

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。一边大唱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,一边却在歌颂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”。救世主和大救星,就象古已有之的好皇帝、圣人一样,简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。不仅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,连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都想当精神的救世主,当民族的素王!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,喋喋不休地教导平民大众应该如何如何,不该如何如何。王小波借用萧伯纳的剧本《巴巴拉少校》中的话,辛辣地嘲笑这些家伙“什么都不会,就会一个明辨是非”!到底也是知识界出身,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大愚若智的可笑:“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,然后加上一句: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?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,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,所以这就叫愚蠢。”[21]

愚蠢并不一定是恶人所为,更多的情况下,倒是善良意志的产物,是在道德召唤与理想主义的名义下作出的。于是,王小波触及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: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。

“成为思维的精英,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”

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。当年,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之下,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,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。革命退潮之后,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,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,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坚守者们仍然以悲壮的精神挣扎,支撑着那面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。然而,也有人超越上述简单的抛弃/坚守的二元立场,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深刻的思想反思。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,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,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主义成份,代之以注重过程的、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。[22]王小波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反思者,他的个人气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史铁生那样,在欧陆存在主义的基地上重构理想主义,而是在英美经验理性的立场上,对道德理想主义予以无情的重创。

想必是有所指地,王小波多次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“中古遗风”:“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(如孔孟、杨朱、墨子)那样建立道德体系,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(价值中立)。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”。[23]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最崇高、最道德,作出一付人间楷模的样子,然后批评、教导别人。本来,做一个知识分子,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,但中国的知识分子,最先想到的却是要匡正人心,惟恐人心不古,惟恐别人都跳出了自己设置的如来佛的手掌心。[24]

在这里,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立论假设: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?在中古时期,无论是西方,还是中国,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,知识从属于道德,是道德的奴仆,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(宗教)的存在,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。到了现代社会,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的职能发生了分离,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,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,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,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。对此,王小波明确地认为,“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,成为思维的精英,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。”[25]这几年,一些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知识分子的罪孽深重,诸如“亵渎神圣”啦、“厚颜无耻”啦,但王小波不这样看,他坚决地认为,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有罪孽的话,决不是在道德方面,而是在知识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,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。[26]那么,知识分子是否就没有必要关怀道德伦理问题?是否就陷入了价值的相对论立场?在王小波看来,问题不在于有否必要关怀,而是如何个关怀法。他指出:“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,有两种不同的态度:一种认为,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,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,才能搞清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——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;另一种认为,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,只剩下如何行动的问题”,“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”。[27]显然,后者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,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欢的经验理性方式。知识分子对道德伦理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立场,但应该是人类的立场、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立场,而不是简单的价值选择立场。[28]以理性的态度、人类的关怀研究伦理道德问题,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之事,至于应该作什么样的价值选择,则留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。不管是圣人还是君王,都没有权力为个人作这样的价值决定。

然而,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,在道德伦理问题上,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,热衷于代表人类、民族以至个人作价值选择。一会儿一厢情愿地宣称儒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,一会儿为“社会道德沦丧”的中华民族开出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,一会儿又开导这个、教训那个应该如何如何。而且还以道德圣徒自居,动辄就给别人来一个灵魂拷问和道德审判。自然,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,在现代西方,知识分子与牧师的功能分化,前者注重于知识的研究,后者侧重于道德教化。而在缺乏宗教的中国,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,实际承担着智者与牧师的双重职责。这可能是王小波未曾充份注意到的。这一现象是否合理,暂且不去讨论,但王小波的的确确发现了这种“一身兼二任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: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有余,知识理性不足。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的基础,就会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,成为虚伪不堪的肉麻。王小波对这样的道德激情是从来不屑一顾的。他表示:我之所以痛恨激情,是因为痛恨肉麻。在中国,我们看到太多的将肉麻当有趣的事情了。[29]

王小波虽然痛恨激情、讨论道德理想的乌托邦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缺乏激情和理想的冷血动物。王小波的激情与理想是内在的、收敛的,而不是张扬的、扩张的。在他看似冷漠的理性背后,蕴涵着浪漫的情感、幽默的情趣和理想的冲动。然而,这一切仅仅属于他个人,属于他自己那个小世界,他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、价值取向是公共的、最好的,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。相反地,他可以理解和宽容其他人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取向,只有一种无法宽容,那就是充满道德殖民与精神侵略性质的思想专制和道德理想主义。

人们并不理解外表冷静、内心炽热的理性中人,往往被另一些情感外泄、气势若虹的魅力人物所迷惑。我们看到,在公共传媒的聚光灯下,风头最劲的大多是是那些充满道德激情的原教旨主义者,是那些语言华藻、修辞煽情、而思想底蕴苍白陈旧的演说家和道德教化者。中国人似乎割断不了将肉麻当有趣的圣人崇拜传统。相形之下,象王小波这样理性的、平实的、不屑于以道德煽情哗众取宠、而只愿本着一己之知识良知说话的自由主义者,常常被公众所忽视,成为边缘人物。

的确,在当代中国,王小波还是一个边缘性的思想家。王小波所信奉的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,还不为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,更不用说社会一般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了。即使在自由知识分子之中,欧陆唯理主义的影响,包括法国卢梭式的乌托邦激情与德国黑格尔式的真理神话,依然不自觉地摆布着多数人的思维和行动。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,王小波的确是特别的。他身上那种罕见的英国自由主义气息,那种集理性、冷静、幽默和宽容于一身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,在狂躁而喧嚣的中国思想界,确乎是特立独行。

顾准当年经过痛苦的精神反思,从信仰走向理性,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,他是那一代人中的思想先知。王小波承继了顾准的精神转向,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深、更彻底。他们的精神转向虽然还是个别性的事件,然而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,也许意味着悄悄翻开的一页。这一页,今天的许多人可能还懂不懂,还无法理解个中蕴涵的深刻意义,但我相信,随着中国知识界视野的进一步开放和思想反思的继续深入,在顾准与王小波的身后,将会聚集起愈来愈多的同道和知音。

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,可能是他的最后遗言:[30]

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,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,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?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,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——总而言之,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,中国要有自由派,就从我辈开始。是不是太狂了?

小波不狂,他有资格说这样的狂话。他思故他在,王小波是不死的。

【注释】

[1]李银河:《浪漫诗人·行吟诗人·自由思想家》,转引自王小波:《我的精神家园:王小波杂文自选集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,第302页。

[2][3]王小波在接受王锋采访时的谈话,艾晓明、李银河编:《浪漫骑士:追忆王小波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,第212页。

[4][24]王小波:《跳出手掌心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37、40页。

[5]王小波:《文化之争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47页。

[6]王小波:《我为什么要写作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135页。

[7]王小波:《智慧与国学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76-77页。

[8][9][11]、[12]、[16]、[18]、[20]王小波:《知识分子的不幸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10、13、15、17、14-15、18、16页。

[10][14]王小波:《积极的结论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34、28页。13储安平:《英国采风录》,岳麓书社1986年版,第115-121页。

[15]王小波:《智慧与国学》、《花刺子模信使问题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78、22页。

[17]关于“积极自由”与“消极自由”两种自由的区分,可以参见伯林:《两种自由概念》,《公共论丛》第1、2辑,北京三联书店1995、1996版。

[19]王小波: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,《我的精神家园》,第108页。

[21]王小波:《我的精神家园·自序》,第1-3页。

[22]关于史铁生的理想主义,参见拙作:《史铁生:另一种理想主义》,《东方》杂志,1996年第5期。

[23][28]王小波: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》,《思维的乐趣》,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,第21、22页。

[25]王小波:《思维的乐趣》,第9页。

[26]王小波:《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》,《思维的乐趣》,第27页。

[27]王小波:道德保守主义及其它》,《思维的乐趣》,第31-33页。

[29]王小波致李银河信,《浪漫骑士》,第160页。

[30]刘晓阳:《地久天长》,《浪漫骑士》,第422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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